被玉包围的天子：王权驾临

在我国国宝级的玉器里，有两件体量最大的。一件是放置在北京北海公园团城承光殿前玉瓮亭里的元代渎山大玉海，它高70厘米，口径135～182厘米，最大周围493厘米，约重3500公斤。

一、大玉之王

这件东西是个玉瓮，说白了就是个大玉缸。于至元二年（1265年）完工，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置元大都太液池中的琼华岛广寒殿，明末移至紫禁城西华门外真武庙。至清乾隆十年（1745年），高宗弘历命以千金易得，于四年后迁于今北京北海公园团城上的承光殿前，配以汉白玉雕花石座作衬托。他又命四十名翰林学士各赋诗一首，刻于亭柱之上，并建亭保护至今。这件东西虽然被一些专家称为“镇国玉器”，但这只是从它的文物价值来评定，就其作为玉器本身来说还当不得大型玉器之王。因为说到底它使用的是南阳玉，如果古代不再有新疆的大玉巨作，它就能名正言顺地称王。可惜还有！就是第二件国宝级大玉，这个大型玉王的称号便只能是属于第二件东西的，那就是清代的大禹治水图玉山子。

这座大禹治水图玉山子一直摆放于北京紫禁城中，它高224厘米，宽96厘米，座高60厘米，重5000公斤，是世界上最大的玉雕作品。“玉禹山”工程浩大，费时费工。光是整块大玉料从新疆运到北京就历时三年多，乾隆帝制此器的目的是通过颂扬大禹治水的功绩，表白自己师法古代圣王之心，并以此显示国力的强盛。此器的图景稿本系根据清宫旧藏宋或宋以前的画轴摹绘修改而成的，在宫内先按玉山的前后左右位置，画了四张图样，随后又制成蜡样，送乾隆帝阅示批准，随即发送扬州。因担心扬州天热，恐日久蜡样熔化，又照蜡样再刻成木样，由苏扬匠师历六年时间琢成。玉山运达北京后，择地安放，刻字钤印，又用两年工夫，颇费周折，才大功告成。此玉山可谓国之重宝，尊为玉之王者实至名归。而此玉山上所琢刻的故事则大有来头，选择它作为玉山的题材更是大有讲头。

二、开启王权时代

玉山上的“大禹治水”故事中国人家喻户晓，虽然很多人并没有阅读过相关文献，但这个故事里的三个要素是耳熟能详的，一个是鲧用“堙”治水失败、禹用“疏”治水成功，一个是“三过家门而不入”，一个是舜禹禅让。先说鲧和禹的关系。大家都知道鲧是禹的父亲，鲧治水失败被帝舜处死，帝舜死其父而用其子。后来舜按照尧留下的传统传天下于外人禹，禹也想把这个传统继承下来，死前指定了益来接位，没想到这次人民和诸侯没有像前两次那样，拥戴法定继承人，而是一窝蜂地拥护禹的儿子启。于是启得了天下，建立了夏朝。

如此说来，鲧和禹就都应该算是夏朝追尊的“先王”。其实，禹未必是夏的始祖，鲧也未必是禹的父亲，在《诗经》和《书经》里，禹差不多是一个神，而且并没有跟夏朝扯上关系。一直到《国语》里才有了“夏禹”这个叫法，鲧这个名字更是直到《墨子》里才第一次出现。也就是说，禹为夏祖、鲧为禹父的说法应该是在战国时期形成的。不过这没有关系，在考古学没有最权威发现之前，我们姑且按史籍里的记载来理解鲧、禹和夏吧。

在《史记·夏本纪》里这样说：“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这又是我们前面说过的那个坏毛病，一定要把这些古圣王都攀成亲戚。看，禹又直达黄帝了，按《史记》说法鲧就是帝喾的堂兄弟，是尧的堂叔；而禹是尧的堂兄弟，是舜妻子的娘家堂叔。结果我们发现，按这个世系，舜杀了自己爷爷辈的鲧而又把天下传给了自己叔叔辈的禹。好血腥、好混乱的一个家族，这大概是那些强拉亲戚的古人没想到的。但总之，再血腥和混乱，禹反正是轩辕直系，夏反正是黄帝宗裔了，否则这华夏的“夏”字可怎么办呢？要知道，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夏”可是意为“中国之人”啊!

其实，按照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在20世纪的考据，禹的传说应该是起源于西戎，也就是生活在今河南嵩山以西地区的“九州之戎”。除了夏的姒姓，著名的姜姓也出于九州之戎，是为“姜戎”。戎在先秦一直是少数民族之谓，可见从第一个朝代的建立开始，民族融合就是文明成型的内因。《史记·夏本纪》后面的“太史公曰”记载：“夏”是姒姓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 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灌氏十二个氏族组成的部落的名号，以“夏后”为首，因此建立夏朝后就以部落名为国号。唐朝张守节则认为“夏”是大禹受封在阳翟为“夏伯”后而得名。“夏”是从“有夏之居”“大夏”地名演变为部落名，遂成为国名。

夏氏族原姓姒，但从启开始改用国名“夏”为姓。同时启不再使用伯这个称号而改用后，即“夏后启”。启能歌善舞，常常举行盛宴。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在钧台，此即钧台之享，还在“天穆之野”表演歌舞。《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到启在舞蹈时“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甚至有些文献传说启曾经上天取乐舞，中国古老的乐舞文献《九辩》《九歌》与《九招》均称启为其原作者。要知道，文艺派十足的启可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王”啊！因为从他开始，部落联盟变成了国家，最高领袖有了自己的正式职称“后”，也就是王。王的位子也不再禅让，而是名正言顺地直系世袭了。中国的王权时代就此正式来临，而这一来就五千余年，直到1911年。当然，如果没有他父亲那宏伟的“大禹治水”，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因此，“大禹治水”才是开启王权时代的钥匙。所以在乾隆皇帝那彰显王权的玉山子上才会琢刻这个故事，爱新觉罗·弘历心里要追比的是那个至尊权位的源头。

三、商代

“王权”是我们的一个统称，它的含义包括“王”“天子”“皇帝”。当然，这里面的王指的是夏、商两代的王，而不是后世王朝的诸侯王。这个“王权”就是区别于史前时代的巫王，它是世俗一元化的而不再是必须有神权的加持，神权缩小为被王权所领导。当然，王权的发展也一定是分阶段的，夏、商是它的萌芽阶段，周是它的定型阶段，秦以后则是它的成熟阶段。

商代作为已知的文字源头，也可以视为信史的起点，不过这个起点还是在考古学和古文字学范畴内来说。只有等到将来，甲骨文或者有铭文的商代青铜器发现得越来越多，多到上面的古老文字足以将殷商各个时期都能串联起来时，才可能有一部真正的商代历史呈现出来。在此之前，与夏代一样，可资凭证的也仅仅是《史记·殷本纪》，而它也同《夏本纪》一样是语焉不详、大而无当的。也许，我们只能无奈地承认一件事，大部分中国人对于商代的认知居然是来自于一部著名的神怪小说《封神演义》，这确实令人很是忍俊不禁。

有了前面五帝和夏的经验，就算不看《殷本纪》我们也大致知道，商的王室也一定会被收纳为那个大家族的一员，是黄帝的一支后裔。果然，《殷本纪》里这样说：“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商的祖先是帝喾之子，于是按辈分契就应该叫鲧一声堂叔，叫禹一声堂哥。不过，因为中间隔了四百多年的夏，商王离他们的老祖实在太过久远，黄帝的光芒照耀到商王的身上已经是余辉斑驳了。因此，商王的直接祖先契的身上就必须再有一层神迹的色彩，他居然是母亲吞食了玄鸟之卵而生出来的，岂不是神的后代吗，商王家族的光芒立刻又耀眼起来——是啊！他们不但是黄帝的后裔，而且还是黄帝家族跟神的混血呢。

殷墓出土商代玉鸟　商代的玉鸟格外多，特别是这种可以看做“玄鸟”之形的玉鸟。这也从某种角度证明了，有关商人起源的“玄鸟”传说，确实可能来自于商人自己而非太史公。

由契的故事开始，我国史书里的又一大特色或者叫毛病出现了：从此以后，所有朝代的祖先或开创者，再后来蔓延到所有的著名帝王将相，出生时无不有神迹存在。从周朝始祖后稷母亲的踩巨人脚印，到汉高祖刘邦母亲的“蛟龙于其上”，全是这样，最不济的也得是出生时红光附体、异香满室。这个站在现代角度看无比可笑的毛病，病根就在商的祖先这里。

契被禹赐姓为子而封于商，所以商朝的族名和国号就来自于祖宗的封地，这个“商”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契之孙相土首先发明了马车，六世孙王亥又发明了牛车。这便是史书上“立皂牢，服马牛，以为民利”的记载。农牧业迅速发展，商部落很快强大起来，他们生产的东西有了过剩，于是王亥服牛驯马发展生产，用牛车拉着货物，到外部落去搞交易，开创了华夏商业贸易的先河。久而久之人们就把从事贸易活动的商部落人称为“商人”，把用于交换的物品叫“商品”，把商人从事的职业叫“商业”，由此衍生的文化称为“商文化”。由此，商代应该是一个充满创造力和活力的王朝，可能是中国古代史上唯一一个重商主义的时代。

我们可以想象得出，一个商业活跃的社会，人民大概会相对自由一些，生活会相对市井一些。但同时，这样一个商业社会大概也就会具有享乐主义倾向，结果就一定是纪律涣散、战斗力下降。所以几百年后，当农耕文明的周人在西边崛起，很快就打败了享乐主义的商业文明。周武王灭商之后，马上颁布了一篇《酒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禁酒令。里面严厉告诫自己的族人和追随者，绝不可重蹈商人的覆辙，以致纵酒享乐而亡国。这篇禁酒令被收录在《尚书》里，被后世的读书人诵读了几千年，也顺便把商朝人享乐的脸谱牢牢地画在了历史上。就这样，商作为一个王朝覆灭了，而商族变身为周天子分封的宋国继续留在周朝版图里。

这是周代宴会上承摆酒尊的重器。其称为“禁”，正是因为周初武王即发布《酒诰》。不可酗酒贪杯遂成为周代的“祖训”，但事实上它也并没有真的具有约束力。从青铜酒禁的华贵庞大，几乎就已经看出：它根本不会是一种戒酒的儆示，更应该是一种助酒兴的奢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