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江之畔，璞石无光，千年磨砺，温润有方——中国玉器发展史

 

引言

自古以来，玉就是中国人心中洁净美好的代表。从玉可以沟通天地的神性，发展到万物有灵性，玉器可以传达万物灵动的生命；从玉是通天的君巫身份、权力的象征，到玉是君子人格、精神境界、道德品质的隐喻，这种中国玉器的内在美是一脉相传又发展变化的。

现实中的事物在玉的光芒下便有了一种文学诗意的想象，一种远离尘世的理想美，它排除了世俗功利，显赫权势，追求的是一种淡定平和的心绪；中国人所追求的人格美、生活理想以及文学艺术的美，都以玉的美为最高理想。

 

 

中国人使用玉器有着十分悠远的历史。玉文化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形成，经历了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在漫长的岁月里不断发展演变，始终绵延不绝，成为中华文明特有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玉器所取得的成就奠定了中国古代艺术史上的一座丰碑。

整个夏商周三代是华夏文明不断整合、不断扩大的过程，发展至汉代华夏文明最终确立，中国文化的体制与风貌基本固定下来。汉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玉器史上最重要的繁荣发展时期。

 

一、临江之畔，璞石无光，千年磨砺，温润有方

《说文解字》记载：“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转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不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

玉为石，非普通之石，玉美也非单纯的“器”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以成器，器以载道，“无其器则无其道，尽器则道在其中”，“器”是思想、精神的物化。中华传统造物的理想即是通过感性的物态传达出的精神的趣味和境界,玉器可谓是中华五千年文明中“道”、“器”和合的绝佳范本，是承载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典型之物。

 

礼在中华文化当中具有特别的意义，王国维曾考证殷墟卜辞中的“禮”字，就是将玉递上，侍奉上天的神的会意，玉是礼的象征之一。玉礼器是礼器当中规格最高、地位最显赫的器物，也是礼制文明的载体，在中华礼制文明的起源及其形成过程中，玉礼器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玉璧是最常见的礼玉之一，在我国古代享有崇高的地位，古人在渡河之前，都“沉璧于河”，将玉奉献给水神，希望神灵能够护佑自己生命的平安，这在中国历史传说中有大量的记载；战国时期秦国为得到赵国的一件“和氏璧”，竟愿以十五所城池换取，使玉璧的价值达到了顶峰，还演绎出“完璧归赵”的千古绝唱。

 

在中国玉文化发展的长河中，由于儒家思想的介入，玉器从祭祀鬼神的礼器发展成贵族用来表示身份、地位的佩饰。佩玉由来已久，从史前玉器出现之时人们就将玉用于装饰，由于人们认为美玉吸收了天地之间的精华灵气，佩戴美玉的目的就是为了吸收美玉的精气，护佑身体以抵御不祥事物的侵害。从周代开始，佩戴玉器之风已臻于鼎盛。

汉代开始流行组佩，有组佩玉，玉舞人，韘形佩，玉觿，其造型和纹饰也多种多样，是汉玉中数量较多的一类，用于佩戴，装饰或是礼赠他人。汉代贵族女子佩戴着美丽的长串佩玉，高雅华贵，环佩叮咚，是正装华服不可缺少的装饰，不但使美人增色，更是显示高贵身份的象征。

 

汉代的刚卯、严卯、翁仲佩、司南佩等，这些玉器有些预示生死理论，有些代表着传统理想，还有些则为了驱邪辟凶、护平安己，这些题材的内容均与当时社会的思想、信仰有紧密的联系，是社会思想载体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汉代流行辟邪用玉，是因为在汉代，具有神力的传统玉器代替了商周以来盛行的祖先崇拜和礼仪规范，由于世俗气氛弥盛，祈求长寿、多子、安逸舒适的世俗生活成为人们追求的内容，而辟邪用玉突出了玉器所具有祈福护身作用，人们真诚的祈望佩戴它能够护佑自己，驱除鬼魅，给生活带来吉祥、幸福、安康。

 

二、雕琢复雕琢，片玉万黄金

汉朝以前的先民们在漫长的制作石器的劳动实践中认识了玉，由于远古琢玉水平的限制，早期的玉器多光素无纹。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具的进步，逐渐掌握了以石制石的攻玉方法。我国古代制玉技术最早出现在距今8000多年以前的兴隆洼文化时期，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玉器。

汉朝逐渐抛弃了礼制观念的束缚，玉器制作工艺随着手工业的的进步也有了长足发展。其中的“镂空雕“就是在浮雕基础上，汉朝的手工匠人发展的透雕工艺，十分考验玉匠的技巧，玉玩玲珑浮凸的层次感被体现的淋漓尽致，让人感慨古人的精巧智慧。

西汉初期的人民佩戴的多为组玉佩，且数目不小。考古学家在南越王的墓中出土的二十多件玉璜都属于组佩的组成部分。而西汉中期以后，组玉佩基本不流行，组玉佩逐渐减少，组合的形式也趋于简化，玉璜在组佩中逐渐消失。西汉玉组佩包括以下几种常见的器型：玉环、玉璜、玉珩、玉觿、玉韘、玉舞人等。

 

汉代玉器纹饰在艺术上达到了神秘化的顶峰，反映了人们强烈的成仙愿望和祈望万事如意的心态，具有极其丰富的观念意义。和当时社会生活崇尚道教、笃信神仙思想、渴望羽化升天有着密切的关系。

 

汉代玉器的艺术风格主要体现在龙纹、螭虎纹、凤纹以及与云纹的综合运用上，玉器工匠将来源于自然界的各种形象添上双翼，使之能够遨游天际，用丰富的想象力展现了一个理想的世界，呈现出汉王朝气吞山河的豪迈与大度，它的吉祥寓意反映了汉代人们对美好世界的憧憬和向往。

汉代的龙形佩以变化多端著称，龙身由下向上弯转，尾端上卷，以S形的走势在有限的器面上争取延展的空间，随意拉长身躯的长度，并增加活泼灵动的神性，龙身周边歧出许多鬣毛或足爪，多样的结构变化和各种姿态的扭曲除了因应龙形造型之外，也达到了充分运用玉料的目的。

 

“龙凤呈祥”，作为吉祥而高贵的代表，凤纹也常出现在玉造型中，这也是延续了楚人尊凤的习俗。西汉初期，最常见的还是凤与龙和云气纹组合在一起，象征祥瑞和平，凤纹出现的形式多是作为龙纹的陪衬，以此龙的矫健与力量。但后期已经有单独的凤鸟纹饰出现在玉器上，更突出专属于凤的圣洁，和玉的温润完美结合。

 

互借共构，营造立体空间，汉代云气纹的运用丰富了玉的造型层次，一物多用，以互相借用的技巧来创造多样性。例如将龙凤的长尾幻化为升托后足的云气，是汉代经常采用的手法，强有力的前足踏在云气化的鬣羽上，使整件玉器作品呈现出向前挺进的运动感，云气纹很多时候也可直接充当神兽毛发的一部分。

 

龙凤纹与云气纹带有极强的浪漫特征与鲜明的时代特色，在汉代的装饰应用中极为广泛，纹样造型上通常采用打散、变异的方法，通过龙纹、凤纹、螭纹的缠绕，交错，弯曲，突破了几何骨架的理性束缚，自由变幻之中仍有内在规律可循，显示了汉代飘逸，奇妙的纹样风格，在中国古代造型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君子如玉，玉在山而木润，玉韫石而山辉

玉象征着高尚的品德，自商周开始佩玉蔚然成风，人们将玉温润的光泽与道德观念相比附，系于身上以表其德。“礼乐圣坛上不可无玉；表现血缘亲疏关系和等级高下不可无玉；祭祀神灵及典章制度亦不可无玉；象征人伦道德、社会精神风貌当然仍以玉为主。”周代的“礼玉文化”是中国玉文化的特色。

 

汉代是华夏传统文化确立的时期，玉器在其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汉代玉器造型古拙厚重，线条刚劲有力，风格上着重形式美与内在美的统一，不仅是工艺美术品中之极宝贵者，而且也反映了汉代世俗社会思想及宗教的变化。

汉代玉器工艺由传统的礼玉瑞器逐步向装饰与实用的方向发展，高浮雕和圆雕陈设美术品的不断增多，充分说明汉代玉器文化已基本上摆脱了宗教礼仪的束缚，走向表现个性，追求其艺术价值的更高级阶段，使神秘的玉器文化回归民间，回归生活，为中国玉器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诗·卫风·淇奥》记载：“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如金如锡，如圭如璧。”

这种人格和道德上的比附来自于先前的传统和玉器本身的质地、色泽和声音；还认为美玉与君子具有同等美德，佩戴玉饰不仅为仪表增添高贵与尊严，而且所佩之玉也显示出艺术之美，二者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在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中，玉是一个重要标识，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美好的事物到了文学作品中都被冠之以“玉”字，从而使玉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现实中的事物在玉的光芒下便有了一种文学诗意的想象，一种远离尘世的理想的美，它排除了世俗功利，显赫权势，追求的是一种淡定平和的心绪。

 

中国人所追求的人格美、生活理想以及文学艺术的美，都以玉的美为最高理想。玉所具有的美好品性，乃是中国人最向往的一种精神境界，它的素朴和淡雅是一种积淀于民族深层心理结构的生活方式与艺术理想，中国人爱玉，就是爱这种内蕴含蓄的美，玉的精神内涵寄托了中国人的审美理想与追求。

结语

汉代玉器的审美高度不但超过了之前的商周、战国，而且也超过了后来的唐、宋、元、明、清。在汉代玉器中只有异常单纯、简洁的整体形象，在整体形象的飞扬流动中，表现出力量、运动和气势，呈现出率真自然、潇洒自得的美感，融合了雄浑与浪漫，灵动和稳健，夸张却不失神韵，彰显了汉朝刚健雄浑、自由灵动的艺术风格。

玉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奠基石，自新石器时代的玉石工具开始，玉器以各种方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至汉代奠定了中国玉文化的基本格局，独树一帜的玉文化已经成为中国文明史不可或缺的一环。

 

温润纯净，超凡脱俗

人们喜欢玉，赞美玉，用玉形容所有至纯、至善、至贵、至美的事物，将自己对于美的认识、对于未来的祈望都镂刻在玉上。玉以自然造化之功，凝住了一泓碧水，历经了数千年的岁月，依然温和柔顺的贴伏在我们身上；当我们欣赏、审视那些奇妙的造型和纹饰时，感受到这些玲珑剔透的玉器静静的透过岁月见证着历史，述说着生命。

当年琢制这些精美玉器的匠人们已经湮灭在历史的烟尘中，我们只能通过它们回想那个曾经群雄逐鹿的伟大帝国，静静的感知这份超越时间与空间，不可思议的、具有永恒魅力的美，从而感受到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永远激励着华夏民族对于崇高理想和完美人格锲而不舍的追求。

参考文献：

[1]周南泉《中国古玉断代与辨伪：古玉人神仙佛卷》.

[2]范晔.《后汉书》.

[3]宗白华.《天光云影》.

[4]司马迁.《史记》.